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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9月15日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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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让我一次说个够(二)

余韶文(9月15日14:58)


  我真正的导演生涯是从《菊豆》开始的

  拍《菊豆》是我第一次从摄影师的角度转换成导演的角度,这部影片对我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菊豆》之前我拍电影一直是站在摄影师的角度,不太重视调动演员,不太重视挖掘人物内心,更注重的是电影的整体风格、造型和视觉冲击力。《菊豆》虽然仍有“染布作坊”一类形式感的东西,但却是我第一次把自己的屁股坐到了导演的位置上。再比如《菊豆》之前的《红高粱》,影片中那种狂放的精神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姜文的表演。姜文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演员,所以他演的那个人物就非常有光彩。反过来再看《红高粱》时的巩俐,就能发现导演的功力还局限在只能提供给演员一个很好的造型与形象。仅仅两年之后,巩俐在《菊豆》中的表演就有了质的飞跃。这就充分暴露出《红高粱》时期我作为导演还不会导演,对巩俐这样的新人我就无计可施,但是自己会演戏的姜文就帮了我的大忙。  

  我愿意尝试一专多能

  涉足电影以外的艺术行当并不是我主动的,每次都是别人找我,并在偶然中激发了我的兴趣。最早《图兰朵》找到我头上时我觉得非常好笑,放在一边置之不理。

  直到赵季平极力推荐并看了大都会的演出录像后我才意识到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

  由于《图兰朵》的成功或者说局部成功,导致很多舞台剧纷纷来找我,包括这次的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于是我开始尝试一专多能的可能性。从《图兰朵》中我得到了一种体会:干这样一件事会让我受益匪浅。不过我不愿重复自己,歌剧我就不想再接了,芭蕾舞没搞过,所以我就接了这部《大红灯笼高高挂》。与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相比,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由于载体变化了,故事情节相对要简单一些,主题上不可能比电影有更深的开掘,但是在整个形式上可能会比电影更出色。  

  面对各种议论我能保持平常心

  面向社会选演员从来不是新鲜事。《幸福时光》中小女孩这个年龄段的演员在艺术学校与院团中都不太多,于是我们就想从社会上招,那就必须借助媒体,我真没有多想。是媒体越炒越热,我多一句废话都没说,最后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其实我一直是在工作。如果全社会都反对这种选演员的方式,那不应只针对我一个人,应该针对全世界电影界。不过我觉得由于媒体不利的炒作使得人们对这种选演员的方式普遍反感与否定,这会对拍电影的人而不只是我一个很不好。所以在这一部戏之后我会采取悄悄选演员的方式,费点儿劲就费点儿劲,省得大家说什么。在网上公布董洁的照片是因为协助我们选演员的网站提出必须对整个征选演员的工作有个最后的交待,说明演员已经选定了,活动宣告结束了。当时我们还特意选了一张董洁朴素的照片,没想到会被媒体拿去与巩俐、章子怡摆在一起比较分析。不过事后我们组里也自我解嘲说:反正我们的电影也不景气,大家说得太热闹了以致有些过火、有些不公平总比谁都不理你强。如果大家都不愿议论有关电影的话题,那电影真的没希望了。我对此倒是还能保持一颗平常心,不管说的是什么,至少看得出大家骨子里对电影感兴趣,所以对与电影相关的人和事感兴趣。这还真是中国电影广泛的群众基础的表现。  

  我觉得女演员最重要的是形象

  我挑选演员时首先看重的是长相,尤其是女演员,第一是形象,第二才是能力。

  男演员则不同,首先要靠能力,这是这一行的规律。观众看电影时普遍希望看到女演员姣好的面容、男演员强悍的个性,很少有人反过来喜欢看男演员漂亮、女演员有个性。我就喜欢看苏菲·玛索的电影,因为她漂亮啊。电影是一个梦,这个梦之所以吸引大众就是因为可以从中看到美丽的女性和有力量的男性,加在一起完成一个动人的故事,这就是梦。如果巩俐、章子怡和董洁真有某些方面比较相像的话,那可能是因为符合了我的审美标准之一,觉得这样的形象是漂亮的。我比较欣赏中国式或古典式的形象,不是那种艳丽或俗称长得比较洋气的。像我这种民族化的电影,当然不能选择那种长得洋气的。  

  选定董洁的过程一波三折

  说董洁早已内定完全是谣言。我们怎么可在女主角已经选定的情况下绕这么大一个圈子来炒作,根本没有这个必要。没错,董洁是我在3月初见的第一批演员,当时剧本还在修改,人物的形象还没有最终确定,我们也没觉得董洁适合这个角色。

  在整个选演员的过程中剧本又修改了两稿,7月初才最后改定第六稿,人物形象清晰了起来。到这时我们才把所有的资料拿来重新看,董洁再次进入我们的候选范围。

  与她一起候选的还有另外3个女孩,而那3个女孩一度希望更大、被我们安排体验生活的时间大大超过董洁。但是到最后比来比去,我还是更倾向于董洁,临时把她叫来。此时离开机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让她体验生活。  

  其实我们一直在进步

  有人说《红高粱》是我最好的作品,我觉得这是一个印象分。要把《红高粱》和我现在的作品放在一起看,其实我们是比原来拍得更好了。只是因为在那个时代《红高粱》给人的冲击太大了,印象太深了。歌手在这一点上更明显,很多人唱了一辈子歌,人们还只记得那首成名曲。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社会现象。我现在还常碰到人对我说:“最喜欢你的《红高粱》。”好像《红高粱》以后我们就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但是我自己很清楚,其实我们还是在进步,只要我们不是个庸才和蠢才。当然也要允许当年的强音符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一个超不过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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