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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r专栏：云上的日子 2001年07月26日05:01:07 网易报道 Li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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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的戛纳电影节，Wim Wenders第一次见到Michelangelo Antonioni，那个时候的Antonioni仍然没有失去健康与说话的能力，两年之后，同样在这个电影节上，评委们将金棕榈大奖颁发给来自德国的Wim Wenders，获奖电影是那部冗长，沉闷，但是无比孤独的《Paris，Texas》。
在1982年的戛纳电影节，Wim Wenders带来了一个有趣的拍摄计划，他邀请了所有来到电影节上的导演，给他们一个房间，一架16毫米的摄象机，还有10分钟的胶片，请他们在这台承载过他们最初梦想的机器面前，在一个观察自己又被自己观察的见证者面前，陈述自己对于“The future of CINEMA”的看法。
CINEMA，如果我们现在翻开一本中英辞典，会看见它在英文中的含义包括了“电影”与“电影院”。而在1982年的5月，时代正在将“电影”慢慢从短暂的定义中剔除，Cinema在电影发明的最初几十年里将电影与电影院捆绑在一起，然而正如我们成长的最初将爱情与婚姻当成一回事一样，岁月的行进并不会容忍最初的美好。电影院不再是电影传播的唯一选择，电视与录映带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垄断，再扩展一步来说，电影也不再是影象制作的唯一形式，人们可以开始在一台14英寸的电视机上观看仅仅是几秒钟前从月球上传来的图象。
Wim Wenders的纪录片计划邀请了这届戛纳电影节上的所有导演，其中包括了Werner Herzog（赫尔佐格），Rainer Fassbinder（法西宾德），Steven Spielberg（斯皮尔伯格），Jean-Luc Godard（自以为是的戈达尔），Antonioni（安东尼奥尼）。他们被邀请到戛纳Martinez宾馆的666号房间去完成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10分钟自由陈述，他们是一些普通人，是一些狂想者，是一些在未来即将到来的时候充满绝望与颤抖的试探的人。而当所有的导演在这个房间里完成了陈述之后，Wim Wenders把这部纪录片称做“Chambre 666”（666号房间）。在这些人中，Antonioni，他年届70，他的目光仍然如同以往的关注社会现实与未来的发展，然而，从1975年的《职业：新闻记者》到1982年的《一个女人身份的证明》，现代人精神迷惘与病态的主题似乎没有改变，却开始剥除了外部社会的外衣，回归到生命体验的层面。
12年之后当Wim Wenders再次遇到Antonioni并决定作为执行导演帮助其拍摄《云上的日子》的时候，他深深尊敬的这个意大利导演已经失去了发声的能力而只能依靠他的妻子Enrica来传达思想与意志。Wim Wenders，他已经50岁了，站在Antonioni的面前他会想到什么？他们都是对事物的变化如此敏感的人，在悲观——这个大而化之的形容词之上，他们不会不知道，自己坚持的手法与路线，其实殊途同归。
这个时候他想起，就在12年前，坐在他面前的这个在内心富于力量的老人，面对着666号房间里那台16毫米摄象机的时候，是一个如何清晰而对未来充满平衡感的人。而Antonioni的谈话，也是Wim Wenders唯一没有剪辑的10分钟短片，甚至留下了Antonioni走向摄象机将其关闭的镜头。
Antonioni在那次谈话中说：“是的，电影正处在一个坠落的边缘，电视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视听习惯与期望，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是更加苍老的一代。我认为我们应该去学习，尝试着各种新的事物，新的技术，跟随上世界的发展。未来是不可想象的，我宁愿去工作，去尝试，而不是坐在这里思考或者谈论未来。”
“让我感到激动的并不只是他的谈话”Wim Wenders说，“他说话的方式，他的动作，他在镜头前的走动，甚至是站立在窗边——这个男人和他的作品一样有型，而他的观点也和他的电影一样激进与现代。”
1994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四，《云上的日子》经过Wim Wenders与Antonioni几个月的讨论与修改，进入了拍摄的阶段。年过80的Antonioni，他的脑子里已经开始出现了什么？在他早已知道生命将如飞而去的年月里，在他已经开始体会转眼便成虚空的时刻，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云上的日子》中转瞬即逝的感受，又一次象烟雨一样重新笼罩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如同John Malkovich一样在流沙轻涌的海边静静关注着生命中出现的情欲与现实，波折与深埋，触碰的灼痛与孤独似远似近。这个时候，哲学是不是仍然在起着作用？可能已经成了老人乐意付之一笑的遥远的手稿，笔迹犹在，却无法遮掩生命历程中最有光亮的体验，无法阻挡年少的激情沉淀多年以后苍老的一声叹息。
Antonioni坐在拍摄现场的靠椅上，他仍然有耐心向每一个人用手势和妻子的翻译去传递自己的信息，所有的人围在他的身边，聆听着这个老人生命的河流奔波到最后时刻的静静流淌。在《云上的日子》里，Wim Wenders负责将老人提供的四个段落发展成连贯的叙事，或许这个时候，Wim Wenders甚至比老人自己更清楚，这是一部象谜一般难解的电影，虽然Wim Wenders已经让叙事尽量在私人与公众话语之间达到了平衡，可那些如同诗一样轻盈的情节，仿佛从未相遇过的情侣，惟有在生命的累积达到了厚度与广度的统一时，才会显出比蜻蜓的翼翅更加薄透的感受。此时的Antonioni，不再是12年前依然自信的掌握着事物变化脉搏的那个人，不再是那个依然会对未来充满激动与挑战感的人，在现在的Antonioni来说，时间就是那么长了，依然躺在那里，一些东西被刻上石碑，不会有后世的纷扰，不会有那些风雨，那些拥吻着的人，那些驻足不前流连往返的人。
而不知道是谁，拍下了这样一幅照片，在这幅照片的前景处，是这部电影第一段落里出现的那个英俊的年轻人Kim Rossi-Stuart，他站在那里，半边的脸沉没在黑暗中，露在光线下的那只眼睛，光芒四射，冷冷的看着画面外的一个角落，而在他的身后，Antonioni的左手垂在苍老的脸前，低着头，同样露在光线下的那一只眼睛，望着自己脚下不远的地方。
那天的阳光很好，照进房间的时候，屋子里一半是日光，一半是黑暗。窗外的天空上，一半是浮云，一半是海一样的蔚蓝。
liar
部分资料摘自《My life with Antonioni》by Wim We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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